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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015年12月31日電 /美通社/ -- 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政策將于1月1日起實施，這意味著從1978年“計劃生育”正式寫入《憲法》三十七年后，中國的人口政策迎來第一次重大調整，此次調整不僅符合可持續發展的經濟要求，也符合人口結構優化的社會進程。
根據2015年社科院的調查，中國目前的生育率僅為1.4，遠低于正常生育更替水平的2.1，在全世界排名中處于末端。隨著建國后第一二次嬰兒潮出生的一代人步入老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達到頂峰，之后已持續四年下降。反之2014年我國老年人數量已超過2億，占總人口比例14.9%，若中國不再提高生育率，老齡化社會不僅給經濟造常沉重的負擔，整個社會也將缺乏進步的勞動力和創新力。在十三五階段提出“全面二孩”正是在人口結構嚴重失衡前的正確指導，因為“全面二孩”的主要目標對象是80年代，這一代人中有1.5億的獨生子女家庭，如果80一代不能生二胎，2010年代后的男女性別將繼續不協調，后續年齡結構會保持失衡狀態。
提高國家生育率的意義深遠，從其他國家的經驗而言，人口政策應當有的放矢，尋找恰當的措施方能保證人口紅利和勞動力的市場出清。韓國的經驗與中國頗為相似，20世紀60年代，韓國人口增長率在2.9%以上，采取計劃生育政策后，80年代人口增長率降至1.53%。80年代中期韓國采取更嚴厲的“一孩政策”，直至90年代末生育率已經降到1.7，彼時韓國的生育率開始持續低迷，政府從控制人口改為維持生育率，可惜21世紀以來生育率仍低于1.5，從此韓國陷入低生育的陷阱，社會老齡化壓力非常大。比韓國、中國老齡化更為嚴重的國家是日本，其65歲以上人口數量是14歲以下人口數量的兩倍，占總人口比例達到26%。俄羅斯與日本相同，從二戰以來常年推行鼓勵生育的政策，然而收效甚小，直至2013年才首次出現人口自然正增長。這些都說明一旦全社會生育率低于某個水平后，再依靠人口政策來刺激增長已有些為時過晚。人口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既非像經濟上凱恩斯主義一樣簡單的二元論，低了就刺激，高了就抑制，也非像科學一樣簡單的排列，提前布局就一定會按部就班地實現，經濟的發展、地球資源的日益稀缺、個人對成功的追求等問題都可能成為制約人口增長的因素。學者厲以寧認為人口老齡化程度同經濟發展水平成正向變動關系，隨著經濟進一步發展會越來越嚴重，而十三五期間 GDP 增速將維持7%以上，科技創新和全球化趨勢不斷演進，跨文化交流和新媒體傳播日益頻繁，這些都可能帶來個人與社會的價值膨脹，從而導致年輕夫婦推遲生育計劃。
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逐漸減少除了帶來養老金福利等財政負擔外，還會引發一系列問題。
其一，近幾年許多專家認為中國即將觸碰“劉易斯拐點”，農村勞動力流失與城市勞動力的富余將是一對突出矛盾。目前我國第一產業處于轉型升級階段，仍未達到機械化和規模化的生產，而農村年輕勞動力作為農產業技術革新的一級傳播者，有非常大的作用，此時農村流失勞動力無疑抽掉了農業革新的大部分人力資源。
其二，少兒人口的減少將打擊一個國家未來的創新能力，所謂“未來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終究還是你們的”指的便是世界的創新靠青少年一代來推動。
其三，我國城鎮化仍未達到發達國家水平，許多基建工程和基礎設施需要在人口密集處布設，如果人口逐漸老齡化，未來的基建工程可能無法達到效益較大化的利用。
其四，從搜尋理論而言，勞動力年齡人口的減少會大大增加企業的搜尋成本和人力成本。
其五，人口老齡化會造成退休年齡的延長，2015年11月人社部已發言正對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問題進行深入研究，而社科院等機構建議從2018年開始女性退休年齡每3年延遲1歲，男性退休年齡每6年延遲1歲，至2045年男性、女性退休年齡同步達到65歲。退休年齡的延長將帶來更多深層的問題。
其六，65歲以下的人口減少會導致社會消費需求的降低，尤其是教育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將受到較大影響。
“全面二孩”放開后，專家預計每年新生兒數量可達1900至2300萬左右，從長期而言，這是解決勞動力困境的唯一途徑，從短期而言，其蘊藏的消費力每年達到900至1500億，直接受益的行業包括母嬰醫療、奶粉、母嬰生活用品、嬰幼兒教育、兒童娛樂、兒童服飾等。總之，從“單獨二孩”到“全面二孩”是國家逐步放開人口管控的表現，也是可持續發展的戰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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