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018年1月24日電 /美通社/ -- 1899年，與北京在北半球同緯度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推出了一本新雜志《麻省理工科技評論》（MIT Technology Review）。
那一年，美國工業產值剛剛躍升世界首位，福特與他的朋友集資1.5萬美元在底特律創立了第一家汽車制造廠，萊特兄弟已經在為4年后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飛行做準備，在蘇黎世聯邦工業大學讀書的愛因斯坦正式申請瑞士公民權。
這是人類新科技和新商業力量大爆發的前夜，也是世界經濟版圖的重心從傳統的歐亞大陸向西方的北美轉移的開端，一切都已經在孕育之中。
同一年的中國，正處于李鴻章所謂“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對英國戰敗，對日本戰敗，簽署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馬關條約》，兩年后又簽署了讓李鴻章“大口大口地吐血”的《辛丑條約》，前方似乎是看不見盡頭的黑暗。
隨后的一百多年倏然而逝，卻是人類歷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百年。中國GDP躍升世界第二，科技和商業力量令世界矚目，世界經濟版圖的重心在時隔兩百多年后重新回到東亞，中國開始成為全球市場秩序的主要倡導者和維護者。
1999年，《麻省理工科技評論》在創刊100年時，推出了“35位35歲以下科技創新青年”的評選，以期激勵青年創新者取得更大的成就。2018年1月30日，中國金融科技公司宜信與《麻省理工科技評論》將在北京聯合主辦該獎的頒獎典禮，這也是頒獎典禮第一次走進中國。
這個獎的特色是什么？為什么會在這個節點走進中國？又將對中國的科技和商業創新帶來哪些深遠影響？
一、科技刺猬+商業狐貍
我們先來看看《麻省理工科技評論》推出的“35位35歲以下科技創新青年”獎。
以賽亞·伯林把人分為刺猬和狐貍兩種類型，刺猬專注于一件大事，一刺到底；而狐貍嗅覺敏銳，八面玲瓏。
國內外有很多科技類獎項，比如國際知名的諾貝爾獎、菲爾茲獎，國內有國家較高科學技術獎。相比這些獎項，我把這個獎項的特色總結為：科技刺猬+商業狐貍。
這些獲獎者都很年輕，35歲以下，正處在技術研發最旺盛的人生階段，但他們都持之以恒的在某一個領域長久專研，實現了“單點突破”，像刺猬一樣，“一針捅破天”。
比如美國Gecko Biomedical 粘合劑部門負責人瑪利亞·佩雷拉，發明了用膠水粘住患病嬰兒心臟上的漏洞，創造性地攻克了兒童心臟很難縫合的難題；再比如很多國人都知道的人工智能科學家吳恩達，他在人工智能方面持久專研，使人類在深度學習、在線教育等領域的實踐水平向前邁了一大步。
相比而言，諾貝爾獎和國家較高科技獎更多是對一個人一生成就的總結，有“終身成就獎”的色彩。獲獎者已經是某一個學科的泰斗級人物，是著述等身的大師。如果把這些人比作功成名就的“遲暮雄獅”，“35位35歲以下科技創新青年”獎獲獎者就是年富力強的“科技刺猬”。
這個獎項的另一個特色是“商業狐貍”。這些獲獎者很多來自于商業機構，或者本身就是一位創業者，為了解決一個商業難題而進行的技術創新，最終實現了豐厚的商業回報。
我們來看看這些獲獎者名字：Google聯合創始人拉里·佩奇（2002年）和謝爾蓋·布林（2002年）；Linux之父林納斯·托瓦茲（1999年）；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2007年）；Yahoo創始人楊致遠（1999年）；Apple設計總監喬納夫·伊森（1999年）等。
這些人不僅是科技專家，也是商業精英，財富新貴。他們既有刺猬的持之以恒，也有狐貍的商業嗅覺。
“麻省理工科技評論雜志首先關注的是技術-突破、驚喜，以及那些可能改變我們生活的意外發現。”《麻省理工科技評論》負責人說，“這些年來，我們所選擇的這些青年才俊的創新成果和公司一直深刻地影響著人類進步的方向。”
二、以市場換技術 -- 模仿式創新 -- 源創新
《麻省理工科技評論》為什么會牽手中國金融科技公司宜信，將頒獎典禮放在中國？不僅如此，從2018年起，除“35位35歲以下科技創新青年”獎的國際榜單外，將會有一份專屬于中國科技創新者的榜單。
回看歷史，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走過了“以市場換技術 -- 模仿式創新 -- 源創新”三個階段。
上世紀80年代，中國開啟了“以市場換技術”的升級之路。1984年3月22日，國務院在同意批轉國家經委《關于做好技貿結合和舊設備選購工作的報告》的批語中確立了“市場換技術”的戰略。汽車、大飛機、高鐵等領域都進入了以市場換技術階段。但結果并不如意，換來的技術不是不入流，就是二流技術，發達國家不會把先進的核心技術轉給中國。
第二階段是模仿式創新。很多人以“山寨”戲謔中國制造，但模仿是創新的必要階段。管理大師德魯克曾稱贊模仿式創新，他說日本早期就是通過模仿起步的。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走上了模仿式創新階段，家電、家具、汽車、高鐵、互聯網，以及衣服、鞋子、化妝品都在學國外。
以互聯網為例，1996年8月已獲得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的張朝陽手持風險資金回國創業，1998年正式推出搜狐網，拉開了中國互聯網的大幕。馬化騰、馬云、李彥宏都曾是張朝陽的“后輩”。張朝陽說，“99年我像搖滾歌星式的被接待到了深圳，聽眾七百人當中的一個人有馬化騰，他聽了之后激動不已回去做了OICQ，后來改為QQ。”
隨后的二十年，中國互聯網全面模仿美國。美國有雅虎，中國有搜狐和新浪；美國有谷歌，中國有百度；美國有臉書和推特，中國有微博和微信；美國有亞馬遜，中國有阿里巴巴和京東；美國有Quora，中國有知乎……
今天中國進入第三階段：源創新。源創新由斯坦福大學教授謝德蓀(Edison Tse) 提出，用于解釋中國企業創新和中國經濟轉型。源創新有兩個特點：一是從市場反推的創新，二是顛覆性思維。
在通用技術領域，量子通信、云計算、生物識別、高鐵、人工智能、無人機、無人駕駛汽車等，中國都已躋身世界前列；共享單車、微信公眾號、移動支付、網購、網貸、今日頭條信息流等日常生活領域的創新，中國引領世界潮流；從華爾街歸國創業的唐寧先生創辦的宜信，是中國金融與技術創新相融合的代表。中國基于龐大市場規模而催生的技術和商業模式源創新，正深刻影響全球。
對于走過三個階段的中國來說，《大趨勢》作者奈斯比特有一個預言：“中國在人類即將到來的新浪潮中取得了領先地位，我毫不懷疑205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的中心。”這句話最能解釋《麻省理工科技評論》與宜信的這次牽手。
三、“拔河游戲”與“中國式機會”
羅振宇在前不久的跨年演講中提到兩個詞：“拔河游戲”和“中國式機會”。
他說，中國人眼里的博弈，是一場人人皆可參與的“拔河游戲”，只有讓更多的人站到自己的一方，才能把供應鏈上高價值的部分拉過來。這比起“拳擊賽” -- 讓自己強大，擊倒對手，讓輸家下場，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
中國通過“拔河游戲”，不斷將市場、科技、資金的勢能吸附在自己的一邊，成為創新的高地，由此帶來了“中國式機會” -- 中國GDP大約12萬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世界500強公司，中國占 115 家；中等收入人口和大學生的數量都是世界最多；絕大多數工業品產量連續數年世界第一；鋼鐵產量連續 20 年世界第一……
獎項走進中國，也是在抓住“中國式機會”，具體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中國龐大的市場為技術和商業創新提出了需求，需求是創新的來源和催化劑。中國擁有全世界最為龐大的中產階層，這部分人群的消費升級提出了供給側改革的要求。而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就是通過技術和商業創新，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這是創新者的靈感來源。
二是中國為技術和商業創新提供了較好的應用之地。任何一項產品和服務，乘以13億用戶都將是一個巨大的市場機會。獲獎者中的很多人，既是技術大拿，也是商業大師。將自己的技術和產品在市場中不斷測試、調整、迭代、完善，中國是較好的試驗場。
從1999年到2016年，共有17名華人獲得《麻省理工科技評論》評選的“35位35歲以下科技創新青年”殊榮。2017年，華人獲獎者更是達到破記錄的6位。作為世界重要組成部分以及新興發展力量的中國，科技的進步有目共睹，中國科技力量正獲得全球科技行業的認可。
此次支持“35位35歲以下科技創新青年”獎落地中國的宜信，是一家從事普惠金融和財富管理的金融科技公司，也是中國科技創新企業的代表。宜信用科技為自身賦能，也為中國的創新者賦能，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在企業內部以科技促業務，將科技運用于優化內部工作流程和改善外部金融服務，提升工作效率與客戶體驗，內有Big Sword平臺， dbus（數據總線平臺） + wormhole（流式處理平臺），外有智能投顧、智能保險、大數據風控、AI+FOF等等。
二是投資促動參與全球科技創新。宜信通過母基金間接投資、股權眾籌直接扶持、新金融產業投資基金全球投資等方式，支持科技型企業發展，參與全球科技創新。
三是支持科技人才發展。以宜信為代表的中國企業，正憑借自身努力，改善人才發展環境，吸引海外科技人才歸國，在全球范圍內吸納人才。正是因為有了優秀的科技人才，中國才會在一個又一個領域從追趕變成領跑。
非常期待1月末在北京舉辦的《麻省理工科技評論》“35歲以下科技創新35人”頒獎典禮。時光如果能夠倒流，回到1899年《麻省理工科技評論》創辦那一年的中國，仍然蓄辮、綁腳的中國人一定想象不到百年后中國會重回世界中心，而這一獎項將成為這個過程的歷史見證者。
